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人民陪审制不仅不能废止，反而应当加强，应当通过改革让其发挥应然的作用。

（9）骑虎难下的超期羁押，补充侦查已无能为力，判也难放亦维。外行参与刑事诉讼的设计是为了实现几个不同的功能，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功能都基于一个单纯的价值判断——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将这项权力绝对地交在政府官员（法官）手中[9]。

纵观世界各国现行陪审制，其首要目的就是实现司法民主，实现分权制衡。其次，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难以彻底扭转人民陪审制的现状。之所以司法腐败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不是因为司法工作人员比其他人员更爱钱财，更贪女色，而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可供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公权力，易于成为钱色之类的糖衣炮弹的目标，而人性的弱点又使他们难以抵挡这类诱惑。之所以很多的学者支持向大陆法系的参审制靠近，是因为我国的人民陪审制本身就是参审制，改革比较容易推进，而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与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制差别较大，且中国的法律文化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文化有较大的差异，盲目引进可能会有水土不服的风险。从来源来看，来源于党政机关的有599人，来源于企事业单位的有713人，来源于其他单位的有229人。

相反，公民普遍对公权力不太信任，因而有一种制约公权力的强烈动因，因而可以有效地制约公权力的武断和恣意。其二，陪审团主要负责事实方面的认定，因而可以避免普通人在法律知识上不足的缺陷，可以发挥其社会经验丰富的特长。本文将首先从纠纷案例的社会文本着手，来分析村庄内生秩序的基本原理并以其为参照来分析纠纷发生的微观机制。

对于宋村男人而言，只有具备了充足的血缘身份，才算是获得了参与村落社会事务的资格与合法性，否则便只可能是村庄中的外人，只能过着高度核心家庭化的生活，村庄中与宗族有关的一切社会公共活动都不可能有权参加，而且在村庄的一般性事务中也无法享有话语权，甚至在日常的村庄生活中都会受到排斥和欺辱。而且在上牌村的人际关系中始终能够处于一种均衡的结构位置。宋华云60多岁，一辈子在村里就没做好事，大家都叫他赖扫街，他蛮不讲理，整日泼皮耍横。但是，在房子建到一半的时候，位居自己新房之后的宋长清便说黄大龙家的位子对自己祖宅的风水有影响，硬是不让黄家建房并向土管所举报以制止黄的建房行为。

第三、主体安全感碎片化。[13] 为了更好地走出个案，本文将采用扩展个案方法来对纠纷案例进行分析。

税费取消之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国家不仅悬浮于乡村社会，[38]而且国家力量的不断后撤使得村干部不再可能通过国家给予的对村庄资源进行汲取的权力来获得村庄治权。尽管金贵充满着主体焦虑，但其言行却毫不妥协，而是静静地等待着华云的归来与国家的到来。[23]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虽然将传统中国村庄的社会结构精妙地表达了出来，即：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但是，1990年代以来，宗族性村庄开始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熟人社会开始成为半熟人社会[30]或无主体熟人社会，[31]费老60多年前所刻画出的乡土中国早已成为社会深度转型时期的新乡土中国。

[55] 显然，乡土正义本身的整合性使得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正义供给面临巨大挑战：随着农村社会秩序紊乱的加剧，大量的社会利益冲突涌现出来，而这种利益冲突无法转化为现代法律系统所擅长应对的普世的权利裁判命题，现代乡土正义的差序供给的理想类型也许能使得不同的利益纷争在不同的供给体系中得到化解，但宋村社会纠纷在正义供给体系中的遭遇表明，中国农村社会当下最为显要的法制问题或法制形态特征并不在于现代法制对乡土社会的破坏或乡土社会与国家法律的内生性亲和，而在于对现代秩序(很大程度上并不一定是法律秩序)具有强大需求背景下的乡土社会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系统张力。交完700元的土地管理费后又到县土地管理局反映，说自己没有房子住，在得到土地使用证后，黄还请镇里的土地管理所来丈量土地。[28]宋村每个房卡内都有自己固定的负责操办自己人红白喜事的当家人，当地村民称其为管局。金贵知道华云惯于出尔反尔，便专门去华云家送过一条香烟和一袋芝麻以确定土地的归属。

[4]然而，即使是这种已经具备足够的纠纷经验包容度的法律理论依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制度主义倾向。杨华：《自己人的调解——从农村纠纷调解过程中的举铡说明谈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92—198页。

所以，处于依附性生存状态的金贵始终无法获得完整而彻底的主体安全感，这实质上是一种主体安全感的碎片化。(31)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第121-122页。

如果说1990年代国家法律的下乡使得乡土社会原有的社会交往规则受到了某种破坏，使得村庄中出现了无数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53]但是随着农村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村庄社会内部自生的秩序变动也使得先前的社会预期变得难以维系，于是乡村社会内生出了对现代法律的需求。纠纷的索引事实并不是纠纷事实本身，而是一种从纠纷表层事实向微观秩序机制、社会控制方式、社会结构特性以及治理结构层面进行适度索引后发掘而出的有利于解释纠纷何以生成的总体性社会事实。村民宋金贵虽然姓宋，但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宋村人，而是由养父宋长斌从外村收养。金贵在宋村的生活预期长远，其在纠纷处理中所考虑的远非当下的现实利益。那么林耀华先生则看到了村庄内社会关系的均衡性，即村庄内生秩序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村庄内部每个人之间的差等有序，而是人与人之间所保持着的结构性微观均衡，这种关系上的均衡在村庄社会的差序格局中便在总体上形成村庄社会关系的差序均衡形态。[5]参见陈柏峰著：《暴力与秩序——鄂南陈村的法律民族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小卡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然村是一个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的熟人社会。以往纠纷解决研究的局限性可能来源于对纠纷本体的忽视，因此关于纠纷的诸多研究应该立足于一种对纠纷索引事实的认识，而这种以纠纷事实及其解决实践为对象的法律研究领域可以被称之为乡土纠纷研究中的本体论。

不过与黄大龙类似的是，即使是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可依附性，但这种主动建构出来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成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支持力量，不管社会关系如何建构，都不可能与结构性的宗族血缘关联相抗衡。也许更为根本的是，正是个人关系结构的变动构成了纠纷发生的微观动因。

[59][英]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44]不过，村庄内能够进行调解的房卡头人和村干部与纠纷双方并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基本上都只是一个房卡里的，在血缘上都出了四服，这样一来，作为调解人的第三方仅仅可能形成一种冷谈气候下的弱派别性，[45]即使调解人对双方的纠纷置之不理，也不会帮助其中的一方来欺负另一方。

也许是为了突破前者对纠纷解决之道的理论不足，一些学者运用过程一事件的社会学分析模式，[2]通过纠纷事件中法律、人情、理、面子等因素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来考察纠纷的解决是如何可能的，并进而反思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中是如何实践的。其次，文章将从村庄内生秩序结构层面讨论村庄中的越轨行为并从社会控制方式转型的角度来分析纠纷主体所遭遇的正义救济困境。但本文所关注的却是村庄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常态纠纷，如下事例： 宋村三组的宋金贵现在修建的房子是以前自己家的祖坟，后来迫于宅基地的紧张而将祖坟迁走后用于建设新房。[47]陈柏峰：《地方性共识与农地承包的法律实践》，《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第298-301页。

就在纠纷发生不久之前，金贵刚刚成为房卡里的管局并帮助自己人顺利地完成了两次乔迁之喜的操办。自己人之间的标准并非生硬的社会规范，而是后天建构的结果，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成为村子里的人的标准在于土地和婚姻，只要在村子里有土地并且进入到村庄的亲属网络中来，才可算是在村庄里扎下根。

养父的去世虽然使其血缘基础发生动摇，但是金贵毕竟已经成家立业，也有了宋族的后人，所以在宋村已算有所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保住围墙也有利于防止更多的边缘人对自己进行侵犯。

再次，文章将从纠纷主体生存结构的角度对乡土纠纷的社会后果进行阐释并将分析指向实现权利救济的正义供给体系命题。宋小兵让金贵给5000元做土地补偿费，因为厨房必须要马上建起来，再加之宋小兵是个无后之人，金贵认识到他其实就是空手要钱，于是就找自己的妹夫借钱，给了小兵4000元算是拿钱消灾。

[53]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9页。[10]朱晓阳著：《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最后，文章将对乡土正义需求与国家法律系统的正义供给之间的张力进行简要分析，并对纠纷主体的应对行为进行不同于理性选择式的深化解读。在村庄生活理性的指引下，村民往往倾向于通过对纠纷解决路径的选择来实现自己生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生活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便是当下中国村庄内部独特的乡土正义。

[19]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6页。如果说费孝通刻画出了乡土社会的结构性静态特征，那么林耀华则对乡土社会进行了更富经验性的动态解析。

但是，尽管如此，作为治理资源的民间长老权威在村庄的日常治理中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从赣南宋村的金贵在遭受侵犯性行为时所面临的正义供给体系中，我们可以将乡土正义供给的体系大体分为内生自发型正义供给体系、内生体制型正义供给体系和官僚型正义供给体系，其所分别对应的纠纷解决主体是民间权威、村干部和国家机关。

纠纷研究需要秉持一种村庄本位的视角，但这种视角在有效地转化为一种操作方法上却时常面临着无法进行彻底解释的困境。在依附性生存状态中，宋村的客居主体所获得的主体安全感极为脆弱且不具稳定性，其所处的差序均衡状态极易因依附客体的抽离而遭遇结构性关系失衡。